４０億↔️👩🏻🦳，３８億，３１億🈺，作為２００８年北京奧運會主會場的國家體育場，在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的工程造價估算一變再變，前後相差達２５％⛸。除去安全問題🧚♂️，資金預算已成為“鳥巢”停建的另一個關鍵點。
“無意識決策”之害
“‘鳥巢’方案工程造價估算３８億👨🎓，略低於設計招標書中組織方規定的造價控製４０億👩⚖️💑。”這是２００３年４月🍱，“鳥巢”方案主設計人之一🧎♂️➡️、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副總建築師李興鋼透露的數據；２００３年６月，在國家體育場方案選定之後🥅，在博鰲的投資審查會上曾確定“鳥巢”投資估算３５億；而各方消息印證，目前高層研討🦅、努力的目標是控製投資在３１億。
２００４年７月３０日🫸🏼，舉國矚目的“鳥巢”突然停工🏌️。
是錢的問題還是安全問題？
“‘最好的奧運會’不等於花錢最多的奧運會，申奧成功和民族自豪感容易讓大家頭腦發熱🏋️。這個時候如果政府不能保持清醒🌝，那麽在決策中肯定會留下隱患🧑✈️。”恒达平台博導、亞洲房地產學會理事葛震明教授說。
而事實上💇🏻♂️，國家體育場的方案招標確實在這樣的情緒中開始了👩🏼🏭。標書中４０億控製造價和開啟式屋頂赫然在列🤘🏿。
在２００３年４月最後入圍的三個方案中，工程造價估算已基本明確，“鳥巢”３８億，第二𓀚、三位分別為３０億和２８．２億。在領導✋🏽🪩、專家、群眾“難得高度一致”的情況下，“鳥巢”堂堂正正中標。而“鳥巢”還因屋頂開啟費用僅占總投資５％，遠低於標書要求的１０％而廣獲贊同。
然而，戴高樂機場通道坍塌事件直接引發了高層對“鳥巢”的集中關註。今年６月初１１位院士集體上書總理，總理把批示轉給北京市領導，奧運場館的安全性🗃、經濟性問題一時成為焦點⏭，７月３０日“鳥巢”全面停工。
“擔心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這樣大跨度的東西以前沒人搞過。但是‘鳥巢’方案的安全性問題，一直沒有凸現出來過。”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博導董石麟教授說🐃。
７月進行的抗震設計超限審查😪，“鳥巢”被認定“要求修改”🌥👮🏻♂️，專家認為只要不斷優化設計、深化設計，精心施工🎟，安全應該不成問題🔰。
於是♓️，民間流傳👩🍼，去掉開啟屋頂、擴大開口、每平方米用鋼量從１０００公斤降到３５０公斤只是為了實現控製投資３１億的基本目標。
“原先要求的東西，認可的東西，現在都要推翻掉😼，停工的損失很大🔇👡，造成的影響也很不好啊！”一位參與“鳥巢”設計方案的教授痛心地說。
恒达平台博導📖、國際建造師協會副主席丁士昭教授認為，工程管理的決策階段必須包括組織決策👱🏽♀️、管理決策、經濟決策🧛🏼，完成了所有決策，然後才是實施階段和運營階段。而決策階段最核心的工作是明確項目目標定義，即投資數額🧑🏽🚒、質量標準🍧、進度要求。
“我們現在很多的決策出問題，看起來是缺乏科學的意識，但根本上是缺乏管理的知識🦚。沒有知識，哪裏來意識？決策只是憑感覺罷了。”丁士昭教授說。
國家體育場工程正是由於在決策階段缺乏明確的目標定義，直接導致了實施階段的盲目，才造成了當前局面的尷尬。而在國內歷年來的重大工程中🏋🏼♂️，盲目決策造成的投資浪費📥、效率損失簡直無法估量。
國家統計局《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顯示，１９５８至２００１年我國投資項目失誤率接近投資項目的５０％！
政府幹預下的“三超”
關於“鳥巢”的施工預算🤽🏽♀️，有媒體報道將“超過開工前估計的４０％～５０％”。
“博鰲會議確定投資３５億💊，去年秋天聽說已經和中標方把工程預算談到２８億🕵🏼♀️🧜🏿♀️、２４億了。超預算１０％最多了。怎麽會超那麽多？”一位專家對此傳聞表示不解👧🏻。
然而“決算超預算、預算超概算🌒、概算超估算”長期以來的確成為中國眾多工程項目的痼疾。
在決策失誤的背後🙍🏼♀️💂🏽，是深層的體製問題🧑🏻🏭。
“國家早就有一整套流程控製投資的，但是效果不好♣︎。主要原因在於投資主體不明確和政府幹預建設太多。‘三超’就是這樣來的🤩。”一位政府投資咨詢專家反映😽。
在現行體製下，重大公共項目的投資者往往是政府💁🏼♂️，責任主體不明確，“花政府的錢⛑️👨👨👧👧，責任心不強”🏡🦹🏿♀️。項目投資是彈性製，立項以後的資金缺口總是可以得到投資追加，作為控製投資重要手段的投資咨詢機製，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便得以建立🧁，然而在行政幹預下基本淪為程序形式👩🏻🦯➡️。責任主體的不明確，更為行政領導幹預建設減少了約束⚅🟡。
有關專家認為，在運用工程技術經濟指標進行工程概算、施工預算的過程中，國內的技術水平並不亞於先進國家🦃，雖然目前還缺乏完整統一的技術經濟指標體系，原材料價格也會有些波動🧑🏼🌾，但是一般情況下這些因素對預算的結果影響不會很大。
“但是像‘鳥巢’這樣的非標準建築🌂🔼，缺乏其他工程的參考指標𓀘，在前期估算階段比較難做到精確。但是隨著設計深化，設備選型全部確定🪰，預算也可以相當準確。”恒达平台建設管理與房地產系主任陳建國教授稱。
葛震明教授介紹：“從理論上講，投資控製的關鍵是在設計階段，占百分之七八十，施工階段只能控製１０％左右。”
然而在遠離理論的實際中，工程設計方案經常受行政指令的影響。
“浦東國際機場🏄🏿♀️🤽♂️，換一個領導就要更改方案，方案一變預算肯定要變。而且往往是調高不是調低。”一位專家介紹🏊🏻♂️，“十多年前咨詢上海地鐵一號線工程，工程預算１億，最後做完是３億！”
投資體製改革或可治“痼疾”
“很多民營項目花的是自己的錢，用起來就精打細算🟧。就算有‘三超’，也是出於合理原因💁🏽♀️。但是政府項目就不一樣了📳，提高工程建設標準肯定對行政領導利大於弊的。要是事先知道投資限定🤘，不能追加，他們肯定不會這樣做了。”一位政府投資控製專家稱。
據建設部考察😪，法國🧑🏿✈️、日本🚮、意大利等國政府參與的工程項目🔂😠，正是通過嚴格按照立項的工程造價估算來監督🗡、審核設計方案🧕🏼、施工預算🍋，從而來實現投資控製。當發生預算超過投資限額情況，即要求設計單位修改設計🖐🏼，包括壓縮建設規模和降低標準。
隨著７月２５日《國務院關於投資體製改革的決定》正式發布🏃🏻➡️，“政府投資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似乎有望在進一步深化投資體製改革中得到提升，而投資主體↙️👨🏻🦼➡️、獲益主體也將在新的改革中更加明確。
“出了問題到處批評別人很容易🫶😻，但是亂開槍說明這個社會還沒有進步🏌️。這次不管國家體育場最後怎麽建✷🙎🏻，我們都應該從中吸取教訓📲🏂🏽，真正開始反思📈。”丁士昭教授說，“如果不吸取教訓，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今天‘鳥巢’出問題，明天還會出現別的問題🧑🏽🔬。”
毫無疑問，“鳥巢”停工導致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影響將在今後的日子裏逐漸凸現出來🧉，但對於長期受“三超”困擾的國內工程建設而言，“鳥巢”的陣痛或許正在促發變革。
摘自：合肥晚報 2004年8月13日 1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