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歷史主義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歷史本來是靜止的，是冰冷的，對其探究、解剖、診斷、解讀，無不加入了解讀者的主觀情感色彩。而解讀者因經歷、學養、立場、感情不同，所處時代、環境有異，從而使得解讀不可能完全客觀。因此，無論是歷史學家推崇的秉筆直書，還是文學家鐘愛的放飛想象，主觀偏向性都是不可避免的。由此，歷史獲得了無數種被講的可能，從而充滿著誘惑和迷魅，歷久彌新。

《1931刺殺宋子文之謎》是“講史”方式創新的一次大膽實踐。

影片將自《公民凱恩》（1940）《羅生門》（1950）直至《羅拉快跑》（1998）《英雄》（2002）《源代碼》（2011）等懸疑電影表現手法，與紀錄片的形式結合了起來，特別是以當事人——被誤殺的唐腴廬亡靈的視覺對當時國內外形勢、刺殺對象、殺手、相關人員，以及刺殺過程及結果等進行了全景式的介紹，這種極具創意的表現手法，綜合電影和記錄片之長而蹊徑獨辟，開創了一種全新的“講史”方法。既兼顧了教材和史書中的既定觀點和材料，又設身處地地揣測小人物在大時代所思所感，對歷史偶然性所衍生的傳奇性和荒誕性，做了獨特地影像化評述。

偶然性是《1931刺殺宋子文之謎》敘事的戲眼，也是本片的重點和看點。

所有偶然的集結，促成了製造歷史事件的驚天圖謀竹籃打水一場空。日本公使重光葵被睡眼惺忪的列車員失誤叫醒，大光其火地提早下車躲過一劫，導致“魔法軍人”田中隆吉枉費心機。而穿同款服裝的助理唐腴廬被誤殺，導致民國財政部長宋子文逃出生天。斧頭幫小嘍啰“小泥鰍”與軍師鄭抱真想救人卻誤打誤撞地引發了槍殺，而無名小卒唐腴廬莫名其妙地李代桃僵成了替死鬼。此前，“暗殺大王”王亞樵派手下廬山行刺蔣介石，卻被包裹手槍的火腿紙包泄露天機，功敗垂成。其後，鄭保真於次年在淞滬抗戰策劃轟炸日軍旗艦，日本陸軍大將白川義則被炸死，而重光葵則被炸斷了一條腿。大難不死的重光葵歷任日本駐中國大使、偽滿洲國副總理、駐蘇聯、英國大使、外務大臣，被稱“跛子外長”，還在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與梅津美治郎簽署投降書。命大者還有宋子文，他幾乎可以稱得上民國歷史的掌舵人之一……

歷史本來不應該是那樣的，但是無數的偶然卻使其成為那樣，歷史顯得那麽吊詭和不可捉摸，冥冥中似乎一切早已安排，因為人算不如天算。

在“刺宋事件”中，仁人誌士以弄潮兒自潮頭立的姿勢力圖為國家命運掌舵，政客軍人如巨礁和險灘一樣的籌劃驚天陰謀意欲改變歷史航向，而小人物則如浮萍一樣漂在歷史的長河中，被挾裹著，身不由己隨波逐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百年彈指間轉瞬即逝，曾經縱橫捭闔的梟雄，和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小民一樣，都已變成塵埃。讀史可以使人明誌，看史亦常使人茫然。個人之於歷史，都被“偶然”這種一如天命的東西掌管者，“偶然”充滿著戲劇性，頑皮而不聽調教和指揮，如萬斛泉湧，不擇地而出，亦如空穴來風，來無影去無蹤，玄之又玄，好似眾妙之門，讓以求真為天職的史學家勞心傷神，惶惑不已，給以想象為使命的故事家平增無限的歡喜和樂趣，也給後人的街談巷議留下了無窮的談資。《1931刺殺宋子文之謎》得其三味，拎出“偶然”作為戲眼，結構故事，致敬了《羅拉快跑》，使紀錄片與後現代敘事相粘連，使非虛構敘事變得亦真亦幻，在影院電影中卓爾不群，獨樹一幟。

唐腴廬的愛妻望夫不歸，佳人腸斷，俠肝義膽的刺客王亞樵給她送去慰問金壹仟元致以歉意。而唐腴廬的妹妹——和陸小曼並稱為“北陸南唐”的唐瑛與宋子文姻緣亦就此止步，小人物的小幸福和小快樂被大時代的狂飆突進強勢碾壓，才子佳人的故事也未能如唐傳奇和明清戲曲那般好事多磨，結局美滿。家國一體，處亂世，個人的幸與不幸也是偶然，宏大敘事與個人敘事就如此以“偶然”的方式連結。

僵冷的歷史一經個人敘述便就有了生命和溫度，變得鮮活。特別是以被偶然卷入，遭受無妄之災，成為歷史祭品的唐腴廬亡靈的視覺來講述——這種來自《羅生門》創意的更是令人耳目一新。阿加莎式的懸疑推理敘述手法，使畫面如《源代碼》一樣一次次後退，一次次重新來過。這種敘事的推演，使塵封於檔案館裏的歷史謎案，變成了一個扣人心弦的偵探故事，燒腦而又奇趣盎然。藝術貴在創新，《1931刺殺宋子文之謎》敘事手段不落窠臼，畫外音對蕪雜歷史背景的條分細縷，充滿象征隱喻的畫面和景象，導演的入畫，學者和史學家的訪談，諸多教科書照片的搬移和解讀，歷史人物和歷史現場的搬演和還原，使得本片敘事枝繁葉茂而個性張揚。

總之，《1931刺殺宋子文之謎》探驪得珠，充滿了溫度和機趣，充滿了感性和哲思，為紀錄片講史拓出了一條新路，謹祝導演後續的“刺殺系列”創作花生滿路，佳構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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