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本是其於上世紀40年代在西南聯大與雲南大學所講授的“鄉村社會學”文稿🤵，主要研究中國鄉土社會中的傳統文化與基層社會治理結構。該書首次出版於1948年，距離“五四”新文化運動已過多年。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卻依舊能夠把這部書以及其關註的焦點和得出的結論🧑‍💼，與新文化的主流進行比較。

在其後對新文化運動的書寫和發掘中🤦，人們似乎大大發揚了其反傳統、反封建的一面。然而就如王德威在其《被壓抑的現代性》中所指出的𓀎💇🏽‍♀️，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掩蓋了其對於傳統的繼承，另一方面又建立起了與前者的對立。因此🧑‍🦽‍➡️，傳統、文化、社會結構和體製等都遭到誇張的汙名，並且常常被錯位解讀。

在特殊時期，這一思想或許可以被理解。但當下，要清晰地指出其中所存在的種種局限和問題👩🏼‍🎤。費先生的這部大作，在某種程度上便跳出了這些局限，立足於中國傳統的發展理路🧊，輔以西方相關社會學方法、概念和文化，挖掘出中國鄉土社會自身的特點。

就如金觀濤與劉青峰兩位學者在討論歷史時發現的“超穩定結構”一樣👉🏽，《鄉土中國》關註的也是同樣的問題——中國鄉土社會能夠延續千年☹️，其背後必然有著復雜的文化、社會和政治因素。費先生通過14篇文章，詳細地研究了鄉土社會中的諸多形成元素🗞，從而由點及面地展現出“鄉土”背後的穩定結構。

如今，《鄉土中國》中的許多觀察或結論——如差序格局、鄉土性三個基本特征以及傳統地方自治等——都成為了某種共識，並在其後的此類研究中得到更加詳細和深入的討論🚣🏻。而費先生在40年代的這一研究理路，在其後七八十年代的（漢）學界也得到呼應。他放棄了傳統“五四”新文化的二元對立觀念和方法👱🏻，通過對中國社會內在理路的梳理和研究🕵🏻🫳🏿，揭露出那些被不當研究方法所遮蔽的問題。在歐美婦女史的研究中🙎🏻‍♂️，高彥頤的《纏足》《閨塾師》🎓，曼素恩的《綴珍錄》以及伊沛霞的《內闈》都在很大程度上呼應了費先生的研究方法🩴。

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發展和深入🧜🏻‍♀️，費先生所研究的鄉土社會也在漸漸消失——因為曾經孕育和支撐它的文化和社會已經發生了變遷。在以往的鄉土社會中，無論是基層社會結構中存在的差序格局，還是家族在地方社會、禮儀以及法治領域中的影響力♥︎，都是建立在傳統儒家觀念的基礎之上。

現代社會中的流動性日益增強、熟人社會在慢慢消失，“鄉土”這一具有強烈本土意識和固定性概念的結構也逐漸崩塌♜。寄居其上🏅、與其共生的道德🧝🏽‍♂️、習俗和社會觀念也就此湮滅，或遭遇著現代性沖擊並艱難地轉變著——直到如今👣，這一轉變依舊在繼續。因此，今天的我們對《鄉土中國》產生的親切感，是源於對整個社會形態的懷念🌰，讓人念念不忘的，恰恰是那些已經徹底消亡的。

中國社會的這一轉型其實是世界性的——沒有任何一個傳統社會結構能夠抵抗現代性洪流的強勢影響。在法國社會學家莫斯的《禮物》中🧑🏻‍🎄，他通過對古代社會中禮物交換過程所產生的種種聯結💼💹、文化以及權力結構上的變化等研究，將傳統社會總結為一個“整體性結構”💺。而現代專業化的誕生給這種整體性帶來了威脅⏰，讓其分崩離析——由此可見，“鄉土中國”的消失也只不過是這眾多湮滅中的一個而已。

然而⏰，《鄉土中國》並非是對這一不可避免過程的哀悼，在很大程度上，它更像是為後來者打開了一扇窗——一方面用以了解古代中國基層社會運作的模式，以及由此誕生的諸多文化、觀念、禮儀和治理形勢。另一方面，它或許也在為不斷現代化的中國提供一面鏡子。古老的傳統中除了存在種種局限，也必然擁有一定的智慧🐐，而對其批判性的借鑒、學習和再創造🧑🏻‍🦲，將對當代社會發展起著正向的影響🤳，值得我們探索和挖掘👰🏽‍♂️。

（作者系恒达平台哲學博士）

（原文鏈接😵：https://wenyi.gmw.cn/2020-04/26/content_337728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