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上海既充分發揮了傳統的國際化優勢，又引領城市形象國際傳播，在文化自信、文化治理、數智化賦能、科技人文融合、故事化、年輕化等方面成為最佳實踐地的典型代表，形成了上海經驗，產生了上海影響，全面立體提升了上海的國際影響力和文化傳播力。
從“輸入型”國際化城市向“輸出型”國際化都市的超越
上海國際化發展曾長期存在著歷史造成的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在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規則與資本流動路徑的依賴；未能及時完成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的轉型；相對過度優先保障“引進來”的安全性與效率，抑製了“走出去”的主動性；面對非西方文化在全球傳播中面臨的系統性障礙，多采取被動防禦型心態，主動破局意識弱、謀略不精準。歸根結底，是中國綜合實力較弱，中華文化不自信。
從政治、經濟、文化、交通樞紐地位和人口總量看，上海是國際化大城市，但從國際輻射力和影響力看，上海總體上仍不是國際化大都市。近年來，上海基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挖掘自身的國內外文化內涵，打造出新型國際化形象和文化兼容並包的特色，成為了規模大、功能強、現代化程度高的中國式現代化大都市，在中國和世界經濟、文化或政治發展中占據了更加重要的樞紐地位，完成了從“輸入型”國際化大城市向“輸出型”國際化都市的轉變。
全球化存在“核心—半邊緣—邊緣”層級結構，“中心—邊緣”之間存在著結構的不對稱性。上海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盡管在經濟體量上接近“核心”水平，但在全球規則製定和文化話語權上仍處於“半邊緣”地位，更多依賴西方主導的技術標準、資本流動和文化傳播路徑。上海的海派文化雖具獨特性，但在全球文化市場中仍面臨西方文化霸權的結構性障礙，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的壓製仍是常態，上海本土文化元素難以形成規模性輸出。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開放政策以吸引外資、技術和管理經驗為核心目標，上海作為政策試驗田（如浦東開發、自貿區），長期聚焦於“輸入型國際化”。這種策略雖快速提升了城市競爭力，但也導致本土企業與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如在研發、品牌、標準等方面銜接不足，上海企業多承擔代工角色，而非主導設計或標準製定，這種歷史形成的依附性導致上海的國際化進程長期以輸入為主。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提升、本土創新能力突破，上海已逐漸從全球化城市發展的“吸引要素集聚”和“提升樞紐功能”階段躍升到“輸出規則與價值”階段，上海本土原創技術全球輸出能力逐步增強，本土企業全球品牌影響力日益提升，在技術標準國際話語權爭奪中漸占優勢，本土文化產品在適應國際市場需求和突破意識形態壁壘方面不斷突破，文化“軟實力”輸出機製基本形成，總體上完成了從“流量中心”到“規則中心”的質變，具備了“輸出型”全球化國際大都市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合作等方面的基本內涵和特征。
從“影響型”國際化城市向“傳播型”國際化都市的超越
國際化城市的發展通常經歷三個階段：要素輸入階段，即主動或被動吸引外資、技術、人才，以它山之石，夯實自身發展基礎，成為“影響型”國際化城市；樞紐整合階段，即成為全球資源流動的重要節點；規則輸出階段，即可主導標準製定，文化傳播和治理模式成為世界所需並有通達的輸出路徑，成為“傳播型”國際化都市。
目前，全球權力不對稱，甚至嚴重失衡，西方中心主義的全球化體系長期掌握規則製定權。19世紀末，紐約通過吸收歐洲資本和技術崛起，20世紀後，依托美元霸權、跨國媒體和頂級高校，建立國際組織總部，扶持本土文化產業，推動“美國夢”價值觀全球化，輸出金融規則、國際治理框架和價值觀。倫敦憑借英語語言優勢和殖民歷史遺產，主導全球法律、會計標準和精英教育模式。1980年代，東京通過索尼、豐田等企業將“精益製造”模式全球標準化，成為亞洲技術創新的標桿，並借助動漫、流行音樂和飲食文化的市場化運作滲透全球，形成“酷日本”國家品牌……相比之下，上海在製度型開放和文化輸出方面長期受限於非英語語境和西方主導的意識形態壁壘，本土技術標準的國際認可度仍受政治因素製約，在區塊鏈、數字貨幣等新興領域尚未掌握話語權，海派文化尚未找到類似“二次元”的全球化表達形式，製度創新更多服務於國內改革，尚未形成可復製的國際公共產品……
上海充分汲取中國智慧、中國共產黨的智慧、全體中國人民的智慧，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進一步提高上海發展定位，主動融合世界經濟、文化先進要素，在推動歷史遺產與現代價值觀融合的基礎上，打造“上海設計周”“國際影視創製中心”等品牌；將石庫門改造、城市更新經驗包裝為“超大城市治理方案”；以製度創新吸引國際組織與人才，逐步建設起成熟的國內外高端人才國際流動網絡；主動參與區域規則製定，聚焦新興領域如綠色科技、數字經濟和文化新形態，製定“數字經濟規則”；利用“進博會”、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中國標準”國際化，將上海經驗融入國際合作框架；本土企業逐步從“跟隨”到“引領”全球話語權，參與國際標準製定，培育了本土跨國咨詢機構、國際評級公司，與西方服務業構成了和諧的共享生態；通過製度創新實現了從“流量樞紐”到“規則中心”的躍升，以製度優勢與文化獨特性，從“上海經驗”形成“上海方案”，探索出了一條非西方城市的國際化輸出路徑，從當代視角、世界視角高度凝練並展示出了上海文化的精神標識，向世界展示了上海文化的當代價值、世界價值， 基本完成了從“影響型”國際化城市向“傳播型”國際化都市的超越。
從“跟從型”國際化城市向“引領型”國際化都市的超越
上海的國際化進程曾呈現出顯著的“跟從型”特征，即在城市功能定位、製度設計和文化塑造上更多對標西方國際化大都市的既有模式，而缺乏主動定義全球城市發展新範式、輸出本土化解決方案的引領意識。這一現象既源於全球化權力結構的歷史慣性，也與上海所處的發展階段、製度環境和文化軟實力短板密切相關。
要成為“全球城市”，必須具備控製資本、信息和人才的跨國流動的核心功能，但這一體系長期由西方城市主導，上海更多扮演“執行節點”角色，如外資企業的區域總部、製造業中心，而非“決策中心”，執行規則而非製定規則，接受外來品牌而非輸出自主品牌。上海擁有全球最大港口，但全球航運保險定價權仍依賴倫敦規則。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上海作為中國最具國際範兒的後發城市，自然傾向於模仿已有的成熟模式，以降低試錯成本；製度創新需要承擔較高風險，非必要就不必要。上海自貿區2013年推出的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初期就直接借鑒了新加坡、香港的條款，直到2018年後才逐步加入數據跨境流動等本土化探索。實際上，先於上海的國際化大都市如紐約、東京、香港等，也都經歷過“跟從”階段。
上海的“跟從型”特征是後發城市國際化進程的階段性現象，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提升和全球化格局多極化，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模式陷入危機，逆全球化、債務泡沫消解了西方全球主導權和影響力，為中國標準輸出提供了戰略機遇期，上海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構建的“包容性全球城市”新範式可望推動上海超越“跟從陷阱”，逐漸從“跟從型”城市轉變為“引領型”都市。
目前，“上海實踐”已形成了“上海範式”。上海全球化城市功能定位從被動漸趨主動，本土產品創新能力增強，逐步形成了“超大城市可持續發展模式”，從“逐步接軌國際慣例”轉向主動重塑全球金融規則，在金融、貿易等領域逐步突破既有規則框架，依托自貿區探索“數字經濟監管規則”，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數字化治理方案。上海文化創新正從依附西方美學逐漸轉向本土原創，開發出融合中國元素的全球化IP，替代單向度的傳播路徑。上海電影節、藝術展從引進西方作品為主逐漸轉向中外兼容，通過獎項設置開始引導全球藝術評價標準。進博會已升級為“全球貿易規則論壇”，推動綠色供應鏈、跨境電商等領域的“中國標準”。“原生創新”企業開始從聚焦國內市場轉向拓展國際市場，商業模式基於“中國版”創設出了新賽道。製度設計從保守漸趨開放，從本土化產品出口逐步實現“規則輸出”。聯合長三角高校打造“東方矽谷”，聚焦量子計算、合成生物等前沿領域，避免在傳統賽道與西方直接競爭。
上海主動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製度原創性、文化解釋權和技術標準權三大領域實現重大突破，推動世界跨越對中國“傳統”與“當代”的認識困惑，打破已有的僵化固化的世界上海認知，實現了從“跟從者”國際化城市向“引領者”國際化都市的超越。
上海城市形象國際傳播實現超越的基礎
堅持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典範，既需要融入全球市場規則，又必須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就要求在頂層設計、風險防控和價值觀引領上發揮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作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上海城市形象世界化的根本保障，也是上海實現高質量發展、參與全球競爭的核心優勢。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上海國際化發展最大的製度優勢，黨的領導確保資本、權力與民生的三元平衡，通過戰略前瞻性、社會動員力和風險控製力，破解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常見的“開放與自主”“效率與公平”“增長與穩定”等悖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條既融入全球化又保持獨立性的新路徑，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事實證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上海才能繼續以製度型開放、科技自立自強和文化價值輸出為抓手，向世界展示社會主義國際大都市的蓬勃生命力。
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為底色。上海國際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範例，其核心在於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融入城市發展脈絡，形成既具有全球競爭力又彰顯文化主體性的現代化路徑。這種以傳統文化為底色的國際化，既避免了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文化同質化陷阱，又為全球城市文明提供了新範式。
中華文化主體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特質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根植於自身文化傳統，而非全盤移植西方模式。上海的國際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上海呈現，是中國傳統美學的當代轉譯，是中國傳統文化借助科技突破時空局限走向世界。上海將傳統文化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形成更具生命力的“活性傳承”。上海的文化融合更強調世俗性與普適性，在國際都市詮釋“耕讀傳家”，使現代性和國際化成為上海的日常生活，深入骨髓；通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理念，破解倫敦、紐約的多元文化主義導致的“碎片化認同”，讓英國紅茶、日本抹茶與中國龍井平等對話，構建新型文化共同體，提供全球文明方案；以“知行合一”思想賦能科技創新，激活傳統智慧的當代性；將“格物致知”方法論應用於AI倫理研究，提出兼顧效率與責任的算法框架，與歐盟《人工智能法案》形成互補……上海在全球化沖擊下保持文化根脈，以全球化韌性固根護土，夯實了上海國際化形象塑造和傳播的根基，從而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底色繪製出中國式新型國際化大都市形象的新圖景。
堅持了以人民為中心。上海的國際化進程始終“以人民為中心”，這不僅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也是上海區別於西方資本主導型城市發展模式的核心特征。上海的國際化發展不是單純追求經濟指標或城市排名，而是通過製度設計、資源分配和治理創新，確保城市發展成果由全體市民共享，並在全球競爭中維護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公平。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上海國際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本質，必須服務於人民福祉，而非資本利益最大化，GDP至上。2023年上海基尼系數為0.28，低於紐約（0.51）、新加坡（0.42），體現了“先富帶後富”的社會主義本質。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家門口的好學校”，三甲醫院分院覆蓋郊區。城市空間設計以“15分鐘社區生活圈”為核心，確保教育、醫療、文化設施步行可達。社區嵌入式養老機構超600家，托底與提質並舉，體現了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的社會邏輯，將“人民性”嵌入城市基因，打破了“國際化必然導致社會分化”的西方定論，使“資本之城”與“人民之城”共生共榮，使國際化真正成為提升人類福祉的通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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