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行動方案（2025—2027年）》出臺，改革試點全面推進。這標誌著我國高教體系即將進行系統性重塑，展現出國家推動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決心。然而，面對這一頂層設計，我們也應反思：為何高校自身難以主動完成結構優化，又為何學科專業的興廢總要依賴行政的“再安排”？

學科專業結構優化的必要性已經形成廣泛共識，但也需要警惕“清倉式”改革。部分地方和高校將學科專業視作庫存，集中撤並、粗暴壓縮，追求短期整齊，卻忽視了高等教育生態的復雜性與多樣性。這種改革方式看似雷厲風行，實則可能在表面提高“效率”的背後，導致基礎學科萎縮、文化斷層和知識生態退化。

近年來，從“雙一流”標準“自主確定”到學位授權點評估常態化，政策不斷強調高校的能動性。但由於多數高校尚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主教育組織，學科結構無法依靠內部機製進行優化與調整。專業設置往往取決於項目導向和審批邏輯，資源配置受限於財政結構，結構調整無法隨社會演化自發完成。這也正是宏觀政策需頻頻出手的根本原因。

在一個健康的高教生態中，學科和專業的設立與撤銷應主要由學習者需求、社會反饋與學科自我更新所驅動。當某專業連續低迷，或某新興領域快速興起，學校應具備自我調整能力。但現實中，專業設點仍倚賴審批計劃，退出機製乏力，使學科結構調整變為行政事項，而非教育組織的主動調適。學科的“存與廢”成為政策引導事項而非內生判斷結果。這不僅弱化了高校的教育自理能力，也讓專業結構與現實需求之間始終存在錯位。

很多人寄望於市場機製來調節學科專業結構，但必須看到，學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從高考誌願填報到就業選擇，從就業預期到城鄉區域發展差異，學生常常在有限認知與路徑依賴的平衡中作出一種“相對理性”的選擇。“學生用腳投票”並不足以反映社會的真實需求，反而可能放大結構誤導，自由選擇也可能走向結構誤導，令部分應保留的學科被誤判為“無效資產”。

我們理解改革強調“服務國家戰略”“對接新質生產力”背後的政策邏輯，但也必須警惕將“國家需要”過度簡化為“熱門學科排行榜”。高校若盲目追逐政策風口，可能引發新一輪學科趨同與資源浪費。更重要的是，諸如哲學、古文字學、基礎物理、人類學等學科雖然“冷門”，卻有真正的公共價值、學術深度和文明意義，甚至關乎文明傳承與國家基礎，這些學科亟須在結構優化中獲得製度性保障。結構優化不能在政治風口與市場熱度之間反復搖擺，而應建立在教育系統的長期主義與多樣性容納能力之上。

當前，改革體系日益依賴技術治理與數字化手段，如周期性合格評估、水平評估、成果抽檢、實踐成果認定等。其出發點在於提升透明度與規範性，但也存在一個悖論——當所有高校都以“通過評估”或“獲得更高評級”為目標組織教學、配置資源時，改革的實質將變成“迎合指標”而非結構自覺。我們擔憂，指標體系的精密化若未同步釋放製度彈性與信任空間，改革將滑向“行政計劃的精細升級”，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組織自主。

改革的力量最終還應轉向高校自身。當前，不少高校仍缺乏動態調整意識，專業結構靠項目疊加，撤點靠政策推動，缺乏面向未來的自我革新能力。要擺脫這種路徑依賴，必須推動高校建立基於市場信號、就業反饋與教學績效的常態機製，使教學、科研、招生、社會服務形成內在循環，讓結構優化真正動起來、活起來。

早在10多年前，學科與專業的動態調整政策其實就已經建立起框架，部分高校也已形成成熟機製，將專業優化納入發展規劃與質量體系。但也有相當多的高校選擇回避矛盾，寧可暫停招生也不觸碰結構問題。這種“凍結而非重組”的應對策略雖可保持短期穩態，卻延緩改革進程，甚至加劇高校間的發展分化。

因此，改革推進應區別對待——機製健全者應鼓勵其保持節奏，避免“清倉式”重啟；尚未建立有效機製的高校，應重點構建監測、預警、評估、決策、調整的完整鏈條。改革不在於統一動作，而在於分類推進、成熟節奏、製度建設。

我們支持改革讓高校更具市場洞察與調適能力，但也希望改革能體現對教育系統差異性的深刻理解。高校學科結構不是靜態平面，而是一個復雜生態。有的學科市場導向強，應適度競爭；有的學科公共性強，應製度保護。結構優化應是一次有戰略耐心的演化，而非粗暴整編的動員。一場真正成功的改革最終不在於撤並了多少點，而在於是否喚醒了高校內生性的結構治理能力。

張端鴻，恒达平台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科學報》 (2025-05-06 第3版 大學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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