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能否為自己的母親辯護？最近，河南一起案件引發了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河南省南陽市基層法官畢祺祺，申請為其卷入“涉黑”案的母親辯護。據媒體報道，畢祺祺已收到法院通知，準許其成為冀廷梅的辯護人，但法院僅同意了畢祺祺的閱卷申請，未就畢祺祺的會見申請等作出答復。也就是說，畢祺祺是否能夠像一般辯護律師一樣會見被告人，以及正常出庭辯護尚未確定。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辯護人的畢祺祺是否應該擁有完整的辯護權很值得討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親友可以被委托為辯護人。根據該條規定，除了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依法被剝奪、限製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外，即使是被開除公職和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若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的，也可以被委托為辯護人。

同時，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對這個問題還做了更為細化的規定，即使是被開除公職或者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監察機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的現職人員等，如果是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由被告人委托擔任辯護人的，也是可以準許的。

可見，即使是法院的現職工作人員原則上不得擔任辯護人，但若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由被告人委托是可以擔任辯護人的。在該案中，淅川縣法院已經批準其閱卷權，顯然是援引上述規定。刑事訴訟原則上禁止現職法官代理案件的本質，在於防範權力尋租，影響司法公正，而非剝奪親情紐帶下的辯護權。正如古羅馬法諺雲：“法律不強人所難”，當製度無法割裂人性的本能時，例外條款恰是法律人性基礎的體現。

一些反對的聲音將畢祺祺的辯護人身份與法官回避製度混為一談。實際上，《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的回避規定，僅約束審判人員、檢察官等公職人員在“審理案件時”的中立性，當畢祺祺的角色已轉換為替母辯護時，其行為受《律師法》與執業倫理規製，而非審判回避的範疇。

準許近親屬擁有辯護權與中華民族的法治文化息息相關。《論語·子路》載：“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一“親親相隱”的中國傳統思想，在唐代就被載入《唐律疏議》，成為中華法系的倫理內涵，要求人們做到“事親有隱而無犯”。《國語》中也有“隱武事，行文道”。“隱”的含義不應當被理解為“隱瞞，包庇”等，而是“漸漸平息（事態）”。即如果他們有過失，也應當誠懇地勸誡，通過耐心說服，以親情化解矛盾，而不是讓其背負罪名。自古至今，母子乃最大的親情，在不違背法律，不逆天理人倫的情形之下，兒為母辯護乃天經地義之舉。當年於歡案中，於歡因母親受辱而實施過激行為，但在刑事處罰上獲得廣泛的同情，無疑是受到了這樣的法治傳統因素的影響。

德國法學家耶林說過：“為權利而鬥爭，是倫理的自我維護”，古羅馬法學家西塞羅有句名言：“法律是公正與善良的藝術”。畢祺祺的辯護行為，恰是“血親救助義務”的現代演繹。作為兒子，在辯護期間，畢祺祺的身份由斷案法官轉變為刑事案件的辯護人，這並非親情“戰勝”了法律，而是法律凸顯了應有的溫情與柔性。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在力推“如我在訴”的理念，強調法官需“換位思考”當事人困境。此刻，畢祺祺從法官到辯護人的角色轉換，恰是這一理念的深刻實踐。法官也是普通人，法官也是人之子女，只要換位思考，結論並不難得出，也只有換位思考，才能夠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辯護製度真正落到實處，準許近親屬擁有完整的辯護權，而不是一部分。

對畢祺祺脫下法袍為母辯護一事，一些人擔憂其法官身份可能形成隱性的壓力，影響司法公正。不過，這種擔心立法者在立法立規時應該早有預見，只要發揮其他製度性約束措施，繃緊司法責任製這根弦，則可以期待承辦法官一定會公正對待“同僚”的辯護。不能因此而對法律準許的辯護權加以剝奪，相反，有關部門甚至可以將此案作為健全我國辯護製度的一個契機，樹立起近親屬辯護的典型案例。這也是此事件超越其本身的價值所在。

（作者系恒达平台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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