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眾而言，“異國形象”的建構一般基於本國對某一國家的集體想象，而想象的基礎一般是碎片化的個人直接認知和政府針對性的群體性介紹，主要依賴於兩國外交關系、經濟合作和強弱對比。“異國形象”是美好還是醜陋，往往不是基於“異國”現實，而是基於本國、本人對“異國”的實際需要。所以，“異國形象”主要是他國的主觀性的創造，是“異國”的他者形象，是他者的“異國”形象。對西方而言，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他者”，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東方國家”。西方對“中國形象”的話語建構，包括汙名化，都屬於“東方主義”範疇。這個形象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實的中國，不在於中國究竟如何，而在於西方究竟需要中國如何，其中包含著強烈的主觀性、武斷性和霸權性。這既有西方歷史上基於自身文明的優越感而塑造的醜陋、野蠻、專製的“中國形象”的影響，更代表了當今西方基於自身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文化需要以己度人、量體裁衣。西方主觀創造出“中國形象”並加以利用，包括以中國為假想敵，人為設置“非東即西”的“魚與熊掌”話語議題，並在這個基本框架下一再演繹出新名詞、新概念、新敘事，掩耳盜鈴，自娛自樂，讓世界不勝煩擾。

正是基於這種一廂情願式的“中國形象”建構意圖，當中國沒有按照西方的意願、而是按照自身的發展規律不斷取得進步後，作為“對手”的中國逐漸成為可怕的中國，西方又想當然地按照自己的邏輯認為中國的強大一定會威脅到自身的世界霸權地位，一向為所欲為的西方自然開始極力“妖魔化”中國。西方炮製了“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黃禍論”也沉渣泛起，中國崛起被描述為“中國威脅”，中國智慧被醜化為“中國陰謀”，中國善意被歪曲為別有用心。“東升西降”導致的這種“汙水東傾”實際上源於西方自身的衰落，暴露的恰是西方製度、文化的醜陋和衰敗，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西方中心論者的文化自卑，說明他們擔心中國沖擊西方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千方百計維護美西方的霸權地位和製度基礎。

中國反對西方的汙名化，不只是要自證清白。實際上，在西方鉤織的“逢中必反”的話語體系裏，中國永遠不可能自證清白。這套霸權話語體系以前可稱為話語陷阱，如今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都了解了這個把戲，話語陷阱已成為觀戲的平臺，只是西方的“演員們”還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仍在不斷變換場景，設計情節，自己演出，自己喝彩。

面對西方的文化排汙，我們既要理直氣壯、有禮有節地“防汙”“清汙”“去汙”，積極主動地破解路障、驅散迷霧，還原真實的中國形象，捍衛國家尊嚴，同時也要堅持一個基本原則，即我們現在要祛除西方對中國文化的汙名化。我們無需向西方自證，只要著力於向世界介紹客觀真實的中國，展示可愛可親可敬的中國，即可化解西方對中國的汙名化，破解西方基於自私自利目的而創作出的處於不斷變幻中的多種中國“藝術”形象。

和平、發展、合作、共享是中國走向世界的初心和使命，也是當今世界對新時代中國的客觀需要。這是歷史發展的潮流，任何人、任何國家都無法阻擋，逆潮流者必失敗，排汙者必自汙。只有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都致力於營造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國際環境，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同民族的文化才能匯聚成海，包容萬物，相互倚重，相濡以沫，共同順應歷史大勢，滾滾向前。

孫宜學 恒达平台國際文化交流學院教授、院長，國家語言文字推廣基地常務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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